（文|学通社记者 於琦 肖潇雨）晚上九点半，键盘“哗哗”地敲着，朱云飞还对着电脑一遍遍地看照片。刚从马来西亚回来的他把照片分好类，打上备注。 做完这些才摘下眼镜，揉了揉眼睛，打个哈欠，伸个懒腰，结束一天。

“益基金”只是一个开始

2012年，朱云飞考入了我校食品工程专业，军训快结束时他看到“食科一家人”的摆点，这么一个偶然的邂逅，开启了他的志愿之路。在大二时，他成为“红杜鹃爱心社”项目部的学生负责人之一，开展了“益基金”的活动。

当时只要有患重大疾病的贫困学生，很多爱心组织就会发起募捐。朱云飞对此发现同学们可能在前几次看到这类事时还会伸出援手，但看得多了，爱心被过分透支，效果就不是那么好了。要用一种什么方式来达到更好的效果呢？通过查阅一些专项救助基金的资料，他在脑海中构筑了一个模型——“何不像医疗保险那样，同学们每个月捐献一块钱，当自己突发疾病或者别人需要帮助时，就可以使用这笔钱。”和红杜鹃学生负责人交流后，他们一起完善了策划，使活动具有可行性。

遇到的首要难题是拉赞助，校社联提供的800元基金远远不够。朱云飞脑海里萌生出了一个想法：“如果能拉到企业赞助就好了，他们提供赞助金，我们可以帮他们做宣传啊！”可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他联系了各种商铺、企业，都没有回应。后来他们干脆就直接上门跑，利用“多天蹲点”、与保安大哥套近乎等招数知道了“大boss”来后勤集团的具体时间。他回忆道，“见到的时候发现他原来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老爷爷，当他听了红杜鹃爱心社的项目时非常支持，‘既然是做善事，就不用做什么宣传了’，老人当即决定捐出三千块钱。同时他也指出很多问题，提供了一些有用的建议。”

资金到位了，捐款箱做好了，接下来就是把它钉到各个宿舍楼下了。这时候问题又来了，学校不允许随便钉东西。那些天，他们在团委、宿管中心、教超商贸中心到处跑，把策划打印出来，每天拿着策划找负责人。从提出策划到完成，跑了将近三个月。就这样，2013年10月，华农宿舍楼下有了第一个“日常”的捐款箱。截止2014年12月，其专项资金已资助王琳、吴盛金等三位学子，累计捐款2538.4元。

在武汉第一聋校和小朋友做游戏

红杜鹃爱心社还和武汉市第一聋校（下文简称一聋）有合作。一聋位于武汉市硚口区古田五路，距离华农有30公里。多次换乘拥挤的公交和地铁成了他们每个周末的必修课。因为一聋并非全都是聋哑孩子，还有很多是智障儿童，他们就手把手地教孩子们串珠子，以此来帮助他们恢复智力。再用串好的珠子开展义卖，所得全部捐给一聋。这一活动还获得了第三届中国慈善大赛金奖。

不想让他们的梦想折断了翅膀

支教，似乎是每个志愿者永远在谈论的话题。朱云飞也是一样，不同的是，他并不愿意用传统的方式。贵州少数民族比较多，目前少数民族逐渐汉化，很多孩子不会说本民族语言，十分不利于民族文化的传承。所以他提出了一个建议——我们何不如去贵州少数民族聚居地教他们认识和铭记民族文化呢？这也是对中国特有的多民族文化的一种保护。恰逢湖北省首届大学生人道公益创意大赛，他找到了可以把贵州支教付诸行动的契机。2014年5月，他组建了“鄂爱黔，心相连”项目团队，这一项目经过初赛、复赛、决赛，从全省31所高校的162个团队中脱颖而出，成为湖北省首届大学生人道公益创意大赛的十大优胜项目之一，获得了省红十字会的项目实施资金。

朱云飞在贵州林场小学上课

为了真正走进大山深处孩子们的生活，他选择了条件相对差的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马场镇沙田村林场小学，一行十二人，开展了为期半个月的山区教育发展及文化救助项目。

“我是坐在一辆装满行李的三轮车里一路颠簸到沙田村的，车使劲上坡时我撞头了好几次。”朱云飞到贵州的第一天就是这副场景。虽然去之前对那边的艰苦条件已经做足了心理准备，但他真的到了那儿才发现比想象的还要差一些。

“山区信号太弱，爬上山顶才有信号，所以我们都很少打电话，刚来的时候给家里人打了一个电话，第二次打就是走之前了。”朱云飞说。没有网络没有信号，甚至用水都成了困难。大山里没有洗澡的地方，男生们会带上桶和盆去井边打水直接往身上浇。“那感觉，简直和那句广告词一模一样，透心凉啊！”和男生相比，女生就没那么方便了，半个月不能洗澡，这对她们来说可是一个灾难。所以情绪上的波动总是难免的。

但少有的情绪并不影响志愿服务的热情。第一堂课他问班里一个彝族姑娘怎么过火把节的，听到那句“我们没有过过”时，更加坚定了要保护民族文化的信念。

贵州竹子比较多，他就教他们竹拼画，希望他们能够把少数民族的文化传承下去。有时候讲完少数民族文化理论，他也会给孩子们讲他的故事，孩子们总是听的很入迷，想象着大山外面的世界……朱云飞老家在山西，所以他经常提到家乡的拉面，孩子们亲切地叫他“拉面哥”。

除了手工，他还教孩子们音乐和体育，让原本只上过语文数学课的孩子们很感兴趣。尤其是体育课，每当朱云飞拿出羽毛球时，孩子们都抢着玩，感到心酸的同时，他会一遍一遍教孩子们是怎么发球怎么接球的。

回到武汉后，把竹拼画加工装裱后举办了展览，将义卖所得四千多元全部捐给了林场小学。同时他还尽力帮这些爱读书的孩子拉资助。

他叹了口气，说道：“不想让孩子的梦想折断翅膀。”

拥抱再多，也还是要说再见

2014年9月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看到了AIESEC（国际经济学商学学生联合会）正在招募海外志愿者，便按照主页上说的程序海投英文简历，经过一次视频面试之后，确定在寒假前往马来西亚彭亨州关丹市（Pahan. Kuantan）。

面试通过后，重要的就是过父母这一关了，虽然家里人很少干涉他的决定，但要出国还不能在家过年让妈妈很担心。他就一遍一遍地和妈妈解释，这才消除了她的担忧。

1月29日，当飞机抵达关丹时，一阵浓烈的异域风情向他袭来，随处可见的用纱巾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的穆斯林女孩，以及特有的黑色或黄色皮肤和听不懂的马来语。

福利院的孩子们刚刚结束一场球赛

Permata Camar是当地一个小福利院，大约有五十多个孩子，他的工作主要是教孩子们学习英语。一同完成这个任务的是Muhammad Fhadli，一个来自印度尼西亚的阳光小伙。因为马来西亚的官方语言是马来语，而关丹是一个贫困的小地方，所以当地人很少会讲英语，更别说是福利院的孩子们，这也给他的教学带来了一个大难题。上课时，孩子们不太能听懂英文，自然就无法集中精力，上课的时候有的孩子睡着了，有的孩子想溜走，但他们又非常在意老师的评分。于是他就在想，怎样才能用一种更有效的方法来激发孩子们的学习欲望呢？

他开始突破常规的教学方法，在讲表达方位的句型的时候，在黑板上画了中国和马来西亚的大致方位和形状，让他们更形象地理解。很多孩子听到中国就会很自然地喊出来“Jackie Chan”。这也让他找到了一个突破点，他们喜欢中国文化，喜欢成龙，何不用这一点来鼓励孩子们学习呢？所以他每周都会准备一节中国文化课，经常给他们放舌尖上的中国，孩子们看得流口水时他就会哈哈大笑，接着认真地给他们介绍中国美食文化。也会准备一些功夫片给孩子们看，孩子们虽然不懂演员的台词，但每次看到武打动作就会激动的乱跳。

和马来西亚的孩子们一起玩

孩子们把想说的话用马来语传达给Fhadli，Fhadli再用英语告诉朱云飞，接着他再教孩子用英语表达。虽然这样的方式比较花时间，可能经常要晚睡或者熬夜备教案，也没有办法做到和50多个孩子都交流到，但看到马来西亚小孩们非常好学，经常来找他学英语，他就很感动。

课外活动也是生活的一部分。孩子们最喜欢的体育运动是踢球，并且习惯光脚在草地上踢，朱云飞也想体验一下，但因为是硬的杂草，双脚落在草地上就疼得厉害，他只好主动当起了守门员的重任。平日里去会有当地人邀请福利院去家里吃饭，大家一起边吃边聊，也是很放松的一刻。

50多个孩子里有一个华人小孩——“Alif”，“他是我的小兄弟！是个中文很差的小兄弟”，朱云飞翻出微信里的合影，指着一个皮肤黝黑的小男孩说。很多时候，Alif会指着球对他说“Brother Yuri（朱云飞的英文名），come on”（兄弟，快来），而且总缠着朱云飞做他的队友。也会让朱云飞教他中文。但毕竟是小孩子，耐心不够，学到的也并不多。孩子似乎总是渴望得到其他小朋友羡慕的眼光，Alif有时会故意在大家面前和朱云飞对话，说一堆听不懂的话，以此来炫耀自己会一种新的语言，而且还能直接和朱云飞对话。“我什么都听不懂，可看他朝我挤眉弄眼的，我也就只好满足一下他的虚荣心了。”朱云飞抬头望着窗外，笑着说。离别时，Yuri特地送给Alif一本中文书，“希望他以后好好学中文，有天能看懂。我回来后，他给我发过微信，那一句‘ni hao ma’（汉语拼音，你好吗）一下子让我湿了眼眶。”

对于每一个海外志愿者来说，“Host family”的记忆同样珍贵。Yuri在马来西亚的Host family是在福利院附近上学的一个女大学生Hui Ying家。Hui Ying家在Manjung，春节假期她带着朱云飞参加了她的同学会，去看了大伯公庙，尝了各种美食，也会带他在Pangkor骑着摩托环岛。每次吃饭，Hui Ying的妈妈总会说：“先拍下来，拍了发给在中国的妈妈看。”

“在马来西亚支教认识的人总是想让你体验更多，想让你不枉此行。但是拥抱再多，也还是要说再见。”这是3月8日朱云飞回国前发在朋友圈里的一句话。

这样一个带着黑框眼镜，脸上总是挂着微笑，看上去文质彬彬的男生，在自己最美的年华里用自己的善良帮助了许多人感受到了关怀与力量。“未来充满憧憬，我一直在路上。”他充满信心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