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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风十范

近来,因为和一些大学生讨论文风问题,集中研读了古今诸多名家对作文的看法。结合自己四十多年学习写作的体会,有一些感受,在此期与读者交流。
孔子说:“辞达而已矣。”前人阐释“辞达”:“达意”、“明理”、“诚实”、“不事蹈袭”、“不以富丽为工”、“恐人之溺于修辞而忘躬行”……诸说各有可取。在我看来,“辞”即自己的独立思考,“达”即尽可能争取认同,以期共鸣。这是天下文章的起码要求,也是为文为人的高尚境界。所谓“惊天地、泣鬼神”,远不如争取世人认同甚至引发共鸣,来得切实。
《孟子》七篇,谈到文风时有“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主张先做人格健全之人。“铁肩担道义”是“辣手著文章”的基础,有“浩然之气”才有“浩然之文”。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其文章穿越时代、穿透人心,靠的不是简单的文字组合。所谓“修辞立其诚”,作文要人付出一生真诚的努力。
《庄子》中有“庖丁解牛”的故事,可得作文之道。庖丁每解一牛“怵然为戒”,作文则须严谨准备;庖丁“依乎天理,批大郤,导大窾”,作文则须认清客观规律;庖丁说“技经肯綮之未尝”,作文则须抓住要害;庖丁“以无厚入有间”,作文则务求言词准确,把握上才能“游刃有余”。
唐代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说自己作文,“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这是讲传承和创新、积累和养成。温故知新是创造之源,厚积薄发才能自成一格。既有时代生活之玉成,更为传统精华所滋润,方不致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宋代苏轼在《又答王庠书》里谈到读书时说,“每一书皆作数过尽之”。书要反复读才会有收获。作文与读书,路径本相通,多写多练才会多收获。苏轼曾经击节叹赏欧阳修的一段话:“世人患作文字少,又懒读书,每一篇出,即求过人。”一篇即求过人,是作文的常见病、多发病,于今尤甚。
清初顾炎武说:“《宋史》言,刘忠肃每戒子弟曰‘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命为文人,无足观矣’。仆自一读此言,便绝应酬文字,所以养其器识而不堕于文人也。”顾氏一生得力于此。所谓“先器识而后文字”,强调自身的修养。有远见卓识,才有发现与创见,不致沦为码字工具。
梁启超写《清代学术概论》,自叙中有一段很精彩的话,“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具一种魔力焉。”梁启超的文章,当时被誉为“远胜十万兵”。文章的“魔力”即来自真情——“笔锋常带感情”。
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提出过四点主张:“一,要有话说,方才说话;二,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三,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四,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这篇文章迄今将近百年。今天人们作文,说来惭愧,“说我自己的话”,说出个性,还是不易做到。
鲁迅有《答北斗杂志社问》八条,最重要是第一条:“留心各样的事情,多看看,不看到一点就写。”说的是选材。鲁迅到日本人开的照相馆和中国人开的照相馆给孩子照相,照片完全不同,前者孩子“满脸顽皮”,后者孩子“拘谨,驯良”。他分析说:“这大不同的原因,是在照相师的。”照相即作文,取像即选材。文章要给社会“照相”,或“顽皮”或“拘谨”,奥秘在作者如何自觉地当好一个合格的“照相师”。
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说:“一篇文章或一篇演说,如果是重要的带指导性质的,总得要提出一个什么问题,接着加以分析,然后综合起来,指明问题的性质,给以解决的办法”。又说:“一篇文章充满了这些符号,不提出问题,不分析问题,不解决问题,不表示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说来说去还是一个中药铺,没有什么真切的内容。”提不出问题,无益于时;人云亦云,看不出分析,无济于事。一篇文章能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当然甚好;尚无解决之策,只要能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加以分析,也不失为好文章。何况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往往难于解决问题。
文发于心,思如泉涌。做什么人,有什么文,文如其人。想求无愧于文,不如先求无愧于心。文风之道,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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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晓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