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催生“新生代”特权阶级

每年六月，高考总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一直以来，关于高考公平与否的争论从未停止。作为世界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入学考试，如何以公正合理的方式来选拔优秀人才，是社会各界广泛探讨的重要议题。

事实上，为了促进高等教育选拔考试的公平，国家一直在实行高考加分制度和高校自主选拔考试制度，然而这远远无法满足日趋激烈的高考竞争形势。我们可以看到，每年高考期间，全国都会出现多起令人心痛的社会治安事件。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下，众多由于种种突发状况错失高考机会的考生也让人唏嘘不已。

高考前7天，5月31日，在宜春市区至袁州区金瑞镇的一辆公交中巴车上，一名歹徒突然持刀行凶，将5名乘客砍伤，当歹徒继续举刀要伤及更多乘客的危急关头，宜春三中的高三男生柳艳兵不顾自身被砍剧痛，上前夺下歹徒手中的刀。事发后，他与另一名同学被送医院救治，两人因伤情严重，无法参加7日的高考。事件发生后，有感于两名考生见义勇为的义举，清华大学、南昌大学等多所学校为他们抛出了橄榄枝，由此引发了社会各界的热烈讨论。当社会道德遭遇高考独木桥，孰轻孰重才算公平？笔者认为，公平当为首位，过于放大公民道德反而会催生“新生代”特权阶级。

中国由于庞大的人口总量和悬殊的区域发展差异，不可能推行西方国家小班教学和综合教育，只能通过考试这一最古老、最适合国情、相对最公平地方式来选拔人才，然而高考带来应试教育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一问题也引起了国家的高度关注，各地相继推行高考改革，将综合素质纳入到高考考核范围，这在一定程度上无疑促进了高考的公平。然而见义勇为毕竟不是衡量公民道德素质的唯一标准，倘若仅仅因为见义勇为就降低了个人综合考量的标准，这对那些具有良好道德品质，只是没有遇到践行社会道德的“机会”的考生，难道不是一种新的不公平吗？

我们的社会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我们强调“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公民”，但这四者毫无疑问是有机统一的，任何一方面都不应该得到过分的偏袒。“对社会有用的人”大致可分为“学术型”、“专业技术型”、“品德高尚型”、“品学兼优型”，然而只有品学兼优才能真正称之为“人才”，空有高尚道德品质而无良好科学文化水平也只能是庸庸碌碌，无所建树。

我们国家在解决社会问题时常常矫枉过正。从过去的过度注重应试教育到现在过分渲染社会公德，国家和媒体始终没有找准一个恰如其分的平衡点，公正的天平倾斜的幅度总是超过稳定的角度。见义勇为的确是社会公德的重要体现，理应得到尊重和奖励，但是媒体往往将这种义举过分夸大，反而掩盖了其本身的综合素质。现代教育理应是德才兼备，素质教育本身就是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综合教育，可以有所侧重，但任何一方都不足以直接超越公平。倘若媒体继续过分渲染此类行为，无异于催生了一批特殊的“特权阶层”。社会公德绝不能也绝不应该成为任何社会博弈的踏板和筹码。一旦公德成为了一颗棋子，我们这个社会不知要上演多少以假乱真的“好戏”，我们的社会公德也会在这样的畸形环境中日益崩塌。

公平不是偏袒，美德不是考试。社会公德永远是社会的精神内涵，而不是破坏秩序的借口，尽管这种美德只是发生在了巧合的时间和巧合的对象。

（作者：文法 刘翔）